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交流会:中美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原创声明:本文为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的会议纪要,由CF40研究部撰写,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
2016年5月21日,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上午召开了“中美经济形势与风险”全体大会(← ← ←点击标题查看会议详情)。当天下午,中美两国经济学家还就“中美供给侧改革比较”和“美国金融监管对中国的启示”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 ←点击标题查看会议详情)。
5月22日上午,PIIE所长Adam Posen主持召开了“中美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闭门研讨会。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和PIIE高级研究员Joseph Gagnon分别发表了题为“中美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中国及全球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的主题演讲。
随后,CF40成员、中国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李文红主持召开“美国金融监管对中国的启示”闭门研讨会。PIIE访问学者Nicolas Véron,CF40成员、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廖岷,CF40特邀嘉宾、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王君分别发表了题为“G20金融监管体系的‘中国梦’”、“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和“中美金融监管的比较和启示”的主题演讲。
会议最后,CF40秘书长王海明和Adam Posen进行闭幕致辞。至此,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和为期一周的“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系列活动正式落下帷幕。
在第一环节的会议中,有专家指出,中国是否流动性过剩是近期争议很大的问题。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长,即M2增长量一直比GDP的名义增长都要高,有过分货币化的现象。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很高是一个共识,在全球主要国家内都算很高的。其中,国企和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流入是最显著的。
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房地产长期的展望是负面的,然而近期房价快速上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将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降低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杠杆率。
国企的问题更显而易见。短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手段实现企业债务的转移。一是税改。减税有助于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企业利润,从而提高企业还债的能力。二是将企业债务转移到政府。由于中央政府的负债并不高,政府吸收负债的能力更强。政府以非市场价格进行发债是值得探讨的模式。三是债转股,配套措施包括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允许银行持有股份。
中方专家认为,长期来看,实现去杠杆的核心是实行预算约束,包括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避免地方政府不断救助国有企业,让一些债务违约。强化预算约束需要增加地方政府及国企的透明度,以及市场对企业进行合理的评级,限制过多的负债。
在谈到全球货币政策时,美方专家表示,许多研究显示,QE作为重要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相当于美联储利率降低2.5%,然而在欧元区QE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只有当市场认为中央银行会把购买的资产长期持有时,QE才有效。因此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不会很快卖出资产,而是等资产到期自动缩减资产负债表。
此外,负利率也有效,但是作用会比较有限。五个国家实行负利率的国家在过去几年当中利率都下降了,负利率传导到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但对个人储户或者小规模借贷并没有很大影响。囤积现金是有成本的,例如保险箱、防盗、保镖等,因此实行负利率的国家中居民并没有把资产大量转换成现金,但未来负利率是否会传导至零售客户还有高度不确定性。
英国和欧元区实行的贴息贷款有助于鼓励银行发放更多贷款,同时也有财政转移的含义。日本央行还采取了购买非传统资产例如股票的方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也大规模购买股票,对于整个经济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全球贸易一体化是否会影响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型经济体例如中国面临这样的挑战。尽管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例如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经济关联是非常高的,两国的债券收益率几乎是同步的,但两国的双边汇率波动幅度可达30%,因此加拿大是的货币政策仍然是独立的,甚至在控制通胀和稳定就业比美国做得还好。
在第二环节的会议中,有专家首先指出,去年中国的银行资产规模超过了美国和欧洲,占全球第一位。从占比来看,中国的银行的国际资产和美国银行的国际资产分别占4.3%和8.8%。但是从绝对值来讲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中国基本上在海外资产与美国在海外资产的规模是相当的。
但国际银行监管体系是不平衡的,存在非常强的北大西洋的倾向,欧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都有过多的席位,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都不够强。中国甚至在有些国际机构中连代表都没有,更不要说领导权了。这说明当今的国际监管体系并没有和国际金融形势保持同步,这也使得这些监管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不够有效。
美方专家建议,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推荐中国的人才在国际体系中担任职务,发挥作用。中国还应该更好地接受和执行全球的标准,例如IFRS标准,才能更好的融入国际体系,同时继续国内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
事实上,在场专家指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监管是一个推动中国自己参与全球市场的途径,所以这是一种开放政策的方式。
中国应该从全球的监管机构中学到以下几点。
第一,监管改革必须是要全面的,而且要渐进的安排,全面的实施,而不是条块分割的方式。虽然监管机构总希望把所有的风险全都纳入到监管网中,但是更应该考虑现实性和可行性。监管部门要决定什么要做,什么不能做,更复杂的监管不见得使得体系更加安全。第二,监管和监督必须是要有决断的。第三,监管和监督必须因地制宜,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中国正在经历金融改革,像腾讯、阿里巴巴不仅提供理财产品,还影响到了金融的融资以及分销,国际扩张也是非常之快,所以以后会改变全球的金融格局,也对全球金融监管机构带来了巨大挑战。
专家表示,中国金融监管需要关注如下问题。
第一是需要更多关注不良贷款,需要分析多少来自周期性问题,多少来自结构性问题;多少是来自管理方面的问题,多少来自政府的介入方面的问题。
第二点是新的商业模式的监管,例如跨境、跨市场,或者是跨产品的新的风险,对监管者形成了很大的挑战。
最后,监管结构改革需要建立系统性的监督和预防性逆周期的框架来预防中国出现系统性风险。其中监管有效性的核心不是监管结构,而是人、信息和流程,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本次交流会的嘉宾发言将在整理完成后陆续发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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